珠峰睡美人弗朗西斯的求救，为什么28年后仍让人难释怀！救不了她的人就算冷血吗？

珠峰上有人还在求救，路过的人却必须转身，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愤怒。我更在意的是：那些停下来救人的人，为什么仍然救不了她？

海拔 8000 米以上的“死亡地带”（ Death Zone ），把登山者的梦想和生存同时逼到极限。

氧气稀薄，寒冷持续消耗体力。有人倒下后，鲜艳的攀登服成了雪坡上的色块，于是有了“彩虹谷”（ Rainbow Valley ）这个称呼。名字听起来漂亮，背后却是再也没能回家的人。

 

今年，“绿靴子”（ Green Boots ）再次受到关注。据报道，印度方面正寻求聘请高海拔遗体运送专家，筹备把这名登山者带下山。能否实施，还取决于许可和天气；家属等待的归途，仍未走完。

 

1996 年的暴风雪中，他死在珠峰北侧高处，绿色登山靴格外醒目。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登山者经过那处岩洞，看见的是同一个蜷缩的身影。

他的身份曾被认为是次旺·帕尔乔（ Tsewang Paljor ）。近期报道则称，印度边境警察部队认为，遗体属于同场事故遇难的多吉·莫鲁普（ Dorje Morup ）。一个外号流传了三十年，本人的名字却长期存在争议。

 

不少遗体留在山上，原因并不难理解：缺氧让人的判断和动作变慢，连照顾自己都吃力。

运送一具遗体，需要人员、装备和可用的天气窗口，稍有差错，参与者也可能遇险。

时间久了，一些遇难者甚至成了辨认路线的地标。对攀登者，那是位置提示；对家属，那是一个始终没能结束的告别。

印度方面筹备运送行动，与遇难者所属的印度边境警察部队（ ITBP ）有关。让他得到应有的安葬，给家人一个交代，也让围绕登山伦理的争论重新回到具体的人身上。

同样令人难以释怀的，还有被称为“珠峰睡美人”的弗朗西斯·阿尔森蒂耶夫（ Francys Arsentiev ）。这个带着童话色彩的称呼，遮住了一个活人曾经求救的事实。

 

1998 年，弗朗西斯与丈夫谢尔盖·阿尔森蒂耶夫（ Sergei Arsentiev ）登上珠峰。她成为首位不使用辅助氧气登顶的美国女性。然而，站上山顶之后，还有漫长的下撤在等着他们。

 

夫妻在下山途中走散，弗朗西斯倒在高海拔山坡上，严重虚弱、冻伤。乌兹别克登山队有人停下，给她氧气并尝试救助。因此，把这段经历简单归结为只顾登顶，会抹掉已经发生的努力。

谢尔盖回到营地后发现妻子没有回来，随后折返寻找她，自己也没能生还。想救回爱人的念头很强烈，山上的危险却没有因此减轻。

 

后来，英国登山者伊恩·伍德尔（ Ian Woodall ）与南非登山者凯茜·奥多德（ Cathy O’Dowd ）在前往峰顶的路上遇见了她。他们起初以为她已经死亡，直到看见她动了。

弗朗西斯神志模糊，仍反复恳求他们留下，不要让自己孤零零地死在那里。凯茜受到的冲击尤其强烈：这个女人与自己如此相像，眼前的遭遇，也可能发生在她身上。

 

两人停止登顶，尝试救助她。一个多小时过去，情况没有好转，救援者自身也越来越危险。他们最终下撤，弗朗西斯没能活下来。人留下过，命却没救回来。

 

这才是让人难受的地方。听见求救后，有人愿意放下为之准备许久的目标，可愿意帮助，并不等于有能力把一个无法行动的人带下陡坡。

伊恩和凯茜先选择了停下来。接下来，他们必须面对另一个决定：继续耗在这里，还是承认眼前的救援已经超出自己的能力。

 

合适的氧气设备、足够的人手，都不能凭意志变出来。在极寒与缺氧中，受困者需要帮助，施救者也在失去体力。每多留一会儿，下山的余地便少一点。

凯茜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，最难承受的仍是离开的瞬间。知道自己留不住一个人的生命，还得带着她的求救下山，这种无力感不会在回到营地后立刻消失。

 

1999 年，凯茜重返珠峰，成为首位从南北两侧都成功登顶的女性。2007 年，伊恩又回到山上，把弗朗西斯的遗体移离攀登路线，让她远离来往者的目光。九年前没能完成的救援，最终成了一次迟来的告别。

 

看到这些经历，我无法轻易用“冷血”概括所有转身的人。有人确实停下、尝试过，甚至为折返付出了生命；评价他们时，这些事实不能被省略。

不过，环境残酷也不能替所有行为开脱。能提供什么帮助，何时必须撤离，都需要具体判断。救援有边界，而尊重一个正在求救的人，应当贯穿整个决定。

至于明知危险，为什么还要登山，答案只能由每个攀登者自己给出。有人追求纪录，有人想确认自己的能力。我们也常为一个目标投入多年，越接近它，越难接受半途停下。

我尊重这种执着，也更愿意把平安归来看作一次攀登的完成。弗朗西斯的故事留下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：当梦想近在眼前，别人的求救和自己的生还同时压过来，我们究竟能做到哪一步？